坚持市场导向，完善保障机制。
为此，建议将监管链条前移，采取科学审慎的事前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回应，针对网络消费中易发生的聚集性和扩散性风险加以事前预防，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联动的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模式。三是加快引导与激励机制的建设。
大数据杀熟、用户数据侵犯、平台封禁等行为不仅损害单个消费者权益，也可能涉及不正当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竞争行为，损害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威胁整体消费者福利。二是建立立体化、多部门、综合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数字时代各类平台经营者特别是超级平台体的疾速发展加剧了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其行为对消费者权益的损益影响也难以准确预估，加强对平台经营者市场行为的预防性监管已成为全球主要数字经济大国市场监管部门的共识。消费者借助数据的供给，从产业链末端走向前端，在不知不觉中已深度参与到生产经营中，对市场供需关系起到显著甚或决定性的作用，与经营者的关系正在从对立走向融合，由强弱分明走向均衡协调。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者正在深度参与到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摆脱弱势地位，日益成为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
为实现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一些经营者可能以非法方式获取或者使用消费（者）数据，由此产生消费者数据权益的保障问题。譬如，在现行消费者法律制度框架下消费者和经营者间的权利、义务及责任设置失衡，不利于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消费者社会，建议从消费者与经营者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维度出发，把握好两者均衡保护的度与力，促进消费者和经营者关系的良性互动。他对个别心存疑虑的同僚说：我们已经把他收归我们所用了。
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战争，仅存的办法要么是让海军大臣正式公开其真实想法，要么是让陆军理解海军未公开的意图，并同意撤军。所以必须先对苏联开战。如果说希特勒上台是因为德国精英们的致命的自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是希特勒自己的自负所致。在整修了机场、添置了更多飞机和培训了更多飞行员后，皇家空军得以打破纳粹德国的空中优势，希特勒不得不暂时放弃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把目光转向东方的苏联。
据说斯大林事后得出的一个经验是：当你做决策的时候，从来不要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那样做你会犯大错。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上谈到对美国开战决策时，铃木贞一（战时任企划院总裁）回忆说：海军打心底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意公开表态。
空袭本身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但引起柏林市民的恐慌，对希特勒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他们呼风唤雨，支配大量社会资源，甚至拥有生杀大权。再比如，计划经济之所以能在许多国家实施，首先是因为国家领导人有一种信仰：计划比市场更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国家的富强。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本人也成了一种信仰，希特勒就是上帝。
（5）成员之间信息交流不畅，个体处于孤立状态。一个见不得屠杀动物的人立志灭绝一个有上千万人口的种族，可见信仰的魔力是多么强大。对斯大林来说，保卫斯大林格勒，也关乎自己的尊严和荣耀，所以他命令红军绝不后退一步，违者杀无赦。外务大臣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美国交涉断无希望成功。
但复仇也有消极的一面：容易导致冲突升级，两败俱伤。正是德国精英们普遍认为希特勒成不了气候，让希特勒成了气候。
保守派把希特勒扶上总理之位是为了让他出丑，没想到是引狼入室。这是因为，理性人不可能对战争的后果有不同的看法（在博弈论里，这被称为Harsanyi doctrine）。
经济学告诉我们，理性人不会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这四个陷阱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们不仅影响着个体的生存，更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7）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特别是外部威胁，决策要解决的问题既复杂又紧急。在无知的情况下，决策依赖于个体的想象力和判断。许多德国人遇到自己没法判断的事，会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他，他总是对的。但一架迷失方向的德国轰炸机误将一枚炸弹投到伦敦市区，触发了一个复仇链，反倒救了英国。
他从来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包括他最信任的左膀右臂的批评。信仰陷阱 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之受利益支配，因而是理性的。
不列颠之战的初期，英国皇家空军以少战多，表现卓越。不列颠之战未能让英国屈服，他又走向一个最大的错误——发起闪电战，计划用三个月时间拿下苏联。
即使他因为决策失误而破产，社会也不会损失太大。） 进入 张维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企业家精神 非理性 。
人们愿意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就是因为尊严比利润更令人着迷。（4）群体成员由提拔任命，背景和信仰过于同质化。波尔布特处决柬埔寨所有戴眼镜的高棉人，因为眼镜证明他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该杀。比如，群思陷阱在政治组织比在商业组织更可能出现，在战争年代比和平时期更为频繁。
这里，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指不同决策是相互兼容的：所有人的预期能同时实现。为了崇高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这些手段实际上是多么残忍。
上述特征意味着，层级越高、竞争性越弱的组织，影响范围越广、后果越严重的决策，越容易陷入群思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像埃隆·马斯克这样野心勃勃的人，作为企业家，只有消费者和投资者愿意为他的决策买单，他的商业帝国才能生存和发展。但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人的行为也受信仰的支配。
出于自尊，他们宁可鸡蛋碰石头，胳膊拧大腿。其次是因为他没有把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不愿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和固执。纳粹党提出要建立雅利安物理学、德意志数学、德意志化学。第四是因为领导人很在乎自己权威的尊严，很自恋，任何对其权威的冒犯都不被容忍。
这里的关键是，和谐的愿望。那些执行屠杀命令的纳粹官兵，作为个体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善的一面，但他们为什么会干令人发指的反人类勾当？因为希特勒给他们灌输了一种极端的反犹主义信仰：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所有苦难的根源，他们总是用阴谋诡计颠覆德国，他们污染了雅利安种族的纯洁。
中世纪欧洲贵族间盛行的决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信仰可能是宗教的，也可能是世俗的（如意识形态、民族主义）。
1932年11月选举成立的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是第二和三大党（分别占121席和100席），合计席位大于纳粹党（196席）。我甚至认为，理性是人类的希望。
